“五四”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先进人士的视野中凸显出来，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几乎都可以在中国找到代言人。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追求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得以传播的文化因素之一。从“大同”理想到选择社会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影响着五四时期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大同”理想为核心所塑造的中国文化的社会理想追求，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们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改造方案中。

向西方寻求理想的“主义”或理想的社会形态是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当时，人们视西方为一个整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方人的理想破灭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既能超越和批判西方社会又使中国富强的社会理论。在这个思想变迁的过程中，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因素起了一定作用，这在他们选择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社会理想的层面来说，中国文化在几千年来孕育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形态，即“大同”社会。它不仅是社会理想，也成为中国文化乌托邦精神的支柱。古代“大同”学说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经过康有为的解说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中国后来的各派知识分子和先进人士都从这里开始关注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的发展途径，因而缩短了中国人民与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距离。

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及特征来看，中国文化的“大同”学说无疑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文化选择的文化导向之一。例如，李大钊从“调和”的立场出发，曾经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开始了新的纪元，人类进化不在竞争，而在互助（《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7页）。李大钊在他的“世界联邦”构想中实际上溶进了中国“大同”理想的成份，认为人类必然统一，而“民主主义、联治主义”等都只是通往“世界大同”的记号。在李大钊所设定的走向人类大同的程序中，反映出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影响。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去透视中国社会的出路，李大钊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并不悲观。尽管陈独秀对传统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在他的理论境界中也相信“大同主义”，极赞成“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4页）。在其他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大同”理想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曾经认真研究过康有为的《大同书》，并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毛泽东：《伦理学批语》）。

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还必须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要求出发，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与世界历史文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民族若是失去了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更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文化走在其他民族的前面。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罗素：《中西文明比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他还预言：“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取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罗素：《中国的问题》，转引自《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78年版，第35页）。

从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来看，中国近代社会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与文化的变革状态。然而，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国际文化环境却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文化环境上，近代中国面对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况，特别是西方“船坚炮利”的直接轰击，使中国在文化上失去了主动性，也危及了它的同一性。

我们应该看到，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中明显带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这对其他民族及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首先，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扩张行为和意识。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西方文化视一切其他民族文化为“落后”与“劣等”之列。其次，从文化本性上来说，虽然基督教文化在本质上是讲求和平与仁爱的，但由于其经典中将世界分为“异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并且认为两者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对“异教世界”的征服就具有了“神圣”性质，这种宗教文化和观念对西方的海外扩张起了很重要的支配作用。这两个特征对近代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否定性，使它不可能再像同化佛教那样以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方式消融西方文化。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中国文化的落伍与中国旧制度的陈腐是同一的，因此必须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寻求中国文化的再生之路。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民族在其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产物。它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管她背着怎样沉重的包袱，以及传统具有怎样的顽固性和保守性，但当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时，它就会被迫地或自觉地调整自己文化的内部结构，以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长期积弱，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形势下所引发的一次大调整。它把我国近代以来渐进的批判传统，引进西学的文化结构的调整，引向一个空前广泛而自觉的社会文化运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希冀通过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的文化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铺平道路。然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历史时代上的差异，使前者面临着比后者更加复杂、艰难的历史课题。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新的文化危机和冲突。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扩大，并且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世界范围内的这种文化冲突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分赃会议的结局粉碎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他们吸取对西方文化具有强烈批判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造就中国“新文化”的开始。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是世界范围的各种文化冲突在中国文化阵地上的展开和反映。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本身就反映了处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一方面是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所决定的特质，另一方面也透射出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先辈们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文化本性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看，中国人的探索过程和挫折，也说明了这种传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从对“西学”的感性认识开始到“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上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西方学说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才真正切准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而且在文化本性上真正地利用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经验。

历史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欧洲文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生了，它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具有不同的特征。与俄国相比较，中国革命要复杂、艰巨得多。俄国基本上属于欧洲，与欧洲文化具有同源、同构性。从社会性质上看，虽然其经济落后，但基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存在沦为殖民地的问题。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显然要比在中国传播更容易。因此，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我们必须关注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所面对的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冲突的挑战。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